（本文由王志凯口述，施正清整理，相关知情人完善）
我出生于丘北县官寨村，今年已77岁，是地地道道的壮族。回首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主要有三段人生经历：青年时期在林场当过民工工头，中年时期在文山州歌舞团成为歌唱演员，之后辞职做了一名商人。一路走来，经历了不少坎坷和挫折，也收获过许多快乐和幸福。但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有两件事情始终与我相伴，这就是：为群众歌唱和助人为乐。
一、民工工头与歌王
我从小就有音乐天赋，读小学时就发现自己有很好的乐感。很多歌曲，老师教唱几遍后，即可掌握歌曲的音准和节奏感，且咬字清晰，声音好听，嗓音洪亮。因此，每次上音乐课，我总是学得最快、唱得最欢的一个，经常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扬。
我是一个热情奔放、个性张扬、积极向上和心地善良的人，不管出现在哪里，都能够迅速和身边的人拉近距离。不管做什么事，都想充分展现自己的才能，并以自己的能力关心帮助他人。此外，我小时比同龄人个子长得快、懂事早，加之生性乐观豁达，做事胆大心细，因此，深得周围同伴的信任和支持。
在唱歌方面具有的潜质，以及在性格和做事方面的特性，深刻地影响着我的人生道路选择和思想行为方式。
我在小学期间，除了热爱唱歌外，还跟人自学吹笛子。经过不懈的努力，我成了学校和当地的艺术小明星，并参加学校的宣传队，经常在学校和当地民间组织的一些重大活动中登台表演。
年读小学五年级时，参加了全州歌咏调演，由于表现出众，被文山州歌舞团选拔去当演员。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是饭都吃不饱的年代，加之年幼，经不起饥饿，因此，在文山州歌舞团不到一年，即自动离开歌舞团跑回家继续读书。
我是家中三兄弟的老大，年我12岁时高小毕业后，为减轻家里负担，就离开学校参加生产队劳动。年经生产队领导分工，我带着队里一帮人到江边林业局一林场的冷水沟搞副业，主要活计是挖一条新公路。整条公路上有四千多民工，由于我歌唱得好，又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工段长余元启就选我当了四千多民工的总头头。
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白天我按上级要求带领工地上的民工搞“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把全体民工紧紧的团结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认真完成交给的工作任务。晚上吃过饭，又组织民工集中在一块，教他们唱“不忘阶级苦，劳记血泪仇”等革命歌曲。在休息之余还组织民工学习“老三篇”等毛主席著作。我的表现，深受广大民工和全场干部、工人的喜爱。
年这条公路挖通后，我带着一班人又转战到南盘江林业局三林场搞副业，主要活计是敲碎石，修老公路，挖垮方。我转战到哪里，就把嘹亮的歌声带到哪里。我的歌声打动和吸引了三林场的领导和施工员赵庆业、刘树明、赵丕基等人。每天晚上吃过饭，大家就集中在一块拉小提琴、拉二胡，我不仅歌唱得好，笛子也吹得好，在一块合奏和伴奏。
年，我们一帮人离开了南盘江林业局三林场，转到清水江林业局搞副业。主要活计是在局子弟中学门口的江面上打拦河坝。有一天晚上在局机关球场上放“闪闪的红星”这部电影，第二天我一边干活一边唱这部电影的插曲，唱得很认真，也唱得很投入，我的嗓音很洪亮，被学校校长发觉后，立即将我请到学校，集中老师和学生由我教他们唱这首歌，还想聘请我当他们的音乐老师。我家庭出身为地主，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深知地方政府在政审时不会通过，就谢绝了校长的好意。
我的艺术才华深深地打动了这位校长的心，随后他将我推荐给清水江林业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凤朝。到了当年的“五一”劳动节，局长请我到局机关所在地纳施搞联欢。当晚我上台为场上的广大工人唱了多首革命歌曲，还演奏了多曲笛子。还记得独唱、独奏过的曲目有“扬鞭催马运粮忙”、“牧民新歌”和毛主席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等。当时，台下掌声不断，轰动了整个现场。
我们在局机关所在地纳施干了一段时间，又转到新建林场“四场”搞副业。因为是新建林场，活计很多，主要是开挖兴修公路、建大小桥涵、砌挡土墙、建场房、开山炸石、烧石灰、烧砖瓦等。场方给我提供了建盖场房的许多资源，我所带的民工人数达上百号人，共分为六个伙食团吃饭。
值得一提的是，在场部普乐成立“普乐至丘北”公路指挥部时，清水江林业局党委特邀请我参加指挥部作为指挥部成员。因为这条公路沿途村寨都是壮族，我本人是壮族，能说会讲，同普乐、坝搞、上石萨、下石萨等村寨群众的关系很好。之前，我曾经多次拿钱给普乐村一个五十多岁妇女盲人（五保户)，每次不低于元。
还有一个姓毛的困难户，他的一个孩子常年生病，生活十分困难，有时连买盐巴钱都没有，我曾先后多次拿钱给过他，每次也是不低于元。我的所为深受当地广大群众的爱戴和信任。指挥部的领导觉得我是打前站做群众思想工作的理想人选。我接受了任务，在开挖新修公路的过程中，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得到局领导的多次表扬。
二、州歌舞团的民族歌手
我在清水江林区搞副业一直到年粉碎“四人帮”。由于我年少时在文山州歌舞团当过一段时间的演员，之后又多次参加丘北县文艺调演，年11月，文山州歌舞团正式招聘我，我成为团里的独唱演员，开始了我人生中长达近10年的专业歌唱演员之路。
州歌舞团歌唱演员我一生热爱歌唱艺术，并一直为自己成为歌唱演员的梦想努力。再次到文山州歌舞团工作后，倍感机遇难得，跟着老师和同事，每天刻苦练声，研习唱法，很快成为团里受欢迎的歌唱演员，经常登台演出，并得到了州文化局、中共文山州委一些领导的关心和重视。
在单位里，我表现积极主动。歌舞团大院的卫生区经常是我一个人打扫，公共男厕所不在卫生区范围内，但我经常提水去冲洗得干干净净。有一次我随团到外地巡回演出一个多月后，回到单位上厕所时，在门外听见黄爱明老师（又喊大茂)跟另外一个人在厕所里说：“志凯不在单位，歌舞团这个厕所屎顶着屁股都没有人打扫。”我听见后走进去对他说:“志凯回来了，我来打扫”，他为之而感叹。
有一次我在盘龙河边逛马路，突然望见一个儿童落水，我来不及脱掉衣服裤子，并从一丈高的桥上跳下去救这个落水儿童，小孩得救了，医院。家长得知后，医院看望我，并讲了很多感恩的话。我对他们说：“不用谢我，救人是要紧事，换了谁都会这样做的。”家长离开时掏出一些现金要给我，被我谢绝了。当时全国在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文山州委宣传部、州文化局把我救落水儿童的事迹，作为见义勇为的先进典型，号召干部群众学习。
年，经上级领导推荐，我被保送到昆明的云南艺术学院深造进修一年，成为时任云南艺术学院声乐系系主任田智周教授的弟子。
在云南艺术学院进修期间，中央歌剧院的李小富教授（曾在“费佳乐”歌剧中演男主角）到昆明演出，田智周教授带我去拜访过他。李小富教授当时对我进行考核，医院做声带检查后，说我的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达到继续深造的条件，若能到中央歌剧院进修几年，定可成为歌唱名家。回单位后，我向团领导汇报了继续深造的想法。因受到个别团领导的阻挠，我的愿望未能实现。
我是唱民歌起家的，经过一年的专业训练，我的歌唱技能和音乐水平得到了全面提高。此后，在舞台上，我除了继续演唱著名歌手所唱的大众喜爱民歌歌曲外，开始有意识的根据文山、丘北等地方民族在生产生活中所唱的歌曲，民间艺人唱词唱法，结合自己从小土生土长于壮族山村中的生活体验，自创了许多质朴纯厚、诗意浓郁的民族歌曲，献给舞台观众和听众。
一次参加团里到广南县巡回演出时，我根据领导要求，结合当时的形势和国家政策，自己填歌词，演唱了“久不久来赶一街，竹子开花吊吊长，三中全会放光芒，包产责任包到户，全国农民喜洋洋”等富有民族情调与时代气息的歌曲，唱出了农村老百姓的心声，当地领导对我在舞台上的表现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年，联合国官员及省上随行人员二十多人到麻栗坡老山、者阴山前线阵地视察。他们返回文山时，州政府在当时州委机关里的大礼堂举行文艺慰问演出，并指定我在演出晚会上唱民族歌曲。当晚我唱了壮族民歌“比翼双飞”，以及“彝族情歌”、“广南民歌”等多首民歌，我每唱完一首歌，场内观众都报以经久的热烈掌声，动情的场面我至今难忘。
然而，尽管我工作努力，各方面表现积极，但个别团领导不仅不支持，还疾妒我，开始打压我。团里到外地进行慰问演出，领导很少安排我的节目，不给我上台演唱的机会，经常让我干些杂事。作为一个声乐演员，不能在舞台上得到充分的锻炼，也就失去了整个艺术人生的价值。
单位所有干部职工都分得住房间，但因个别领导刁难，我一直分不到住房，只能长期住在集体宿舍。我爱人从家中到州歌舞团探亲，单位临时安排我到会议室去住。我长子想到文山来读书，我再三要求单位领导分给一个房间，都被个别领导阻挠。
因遭受单位个别领导对我的上述种种不公正对待，时间长了，我实在忍受不了这份窝囊气，于年3月主动提出辞职。离职后个别领导还别有用心地私下写信到我家乡乡政府，说“王志凯担任不了州歌舞团交给的任务”，用这种方法来继续诬陷抹黑我。
我从州歌舞团离职后，在昆明、丘北等地自谋生路。主要做玉石、珠宝、字画和古玩收藏。这期间我认识了台湾高雄的李立成大老板，在和他接触的过程中，我从他身上学得了很多做生意的本领，在商场上慢慢地奠定了业务基础，逐步积累了一定的财力。
三、传递快乐的大众明星
我虽然放弃了在州歌舞团的工作，但唱歌是我一辈子的爱好和事业，用歌声给群众带去快乐是我一生的愿望和追求。在之后的从商道路上，不管事情有多忙，每天我都坚持早起，到僻静处，花2、3个小时，独自调嗓子练歌曲，几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
在生意场上，我经常会同客户一起到夜总会唱歌娱乐，在愉快宽松的氛围中争取商业合作机会，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声乐技能。
在歌唱事业上，我参加过丘北城区“夕阳红”民间文艺团体，在团队中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群众深情歌唱。这期间，我与团队成员一道，每年积极响应宣传部门和文化单位的号召，结合当地县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在丘北城区和本县十四个乡镇做巡回演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宣传“计划生育”、“护林防火”等政策。在“夕阳红”团队十多年里，我参加过一百多场文艺晚会的演出。
年，丘北县老年协会成立一个大型的“民乐团”文艺团队，老会长夏国祥将全县民间中玩乐器玩得好的老艺人都集中和组织起来，我从“夕阳红”团体被挖到“民乐团”团队中。
许多“民乐团”的成员，曾是丘北县文工团搞乐器的退休人员和民间玩乐器高手。在这个团队里，我过去在州歌舞团当专业歌手练就的歌唱本领，以及我与生俱来的开朗活泼、热情真诚和以人为善性格，使我同大家的合作，如鱼得水，开心快乐，收获丰富。
在“民乐团”的近二十来年中，每年我都要随团队一起，到乡镇举行十几二十场演唱会，配合政府部门开展“反邪教、禁毒、消防”等宣传教育活动；到普者黑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举办四五场公益演出，为游客进行文艺展演，营造良好的景区氛围。
每逢佳节我和团队成员，都会在丘北城区街头搞宣传演出。我经常在“九九”敬老节活动中，演唱“父亲母亲”等歌曲，深受广大老年朋友的喜爱。曾在城关镇任过副镇长（兼妇女主任）的胡大姐就对我说过：“我们每年来参加过九九’敬老节，主要是想来听你王老师唱的父亲母亲’这些歌，你唱得太好了，我们很爱听。”
每到双休日或节假日，只要有空，我都会到公园为游玩的群众献唱。遇到春节、中秋节等民族传统节日，我都会回到官寨乡，为家乡的村寨百姓登台歌唱，给他们带去欢乐。
年春节为官寨村老人演唱后与部分妇值得一提的是，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去胜利召开时，为了庆祝十八大的胜利召开，我个人在丘北县城举办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专场晚会来歌颂十八大。由本土歌手自办个人专场演唱会歌颂党的盛会召开，这不仅在丘北历史上绝无仅有，即便在我们文山全州也尚属首例，因此，受到中共丘北县委、县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及部门的高度赞扬。在这期间丘北县文化局得知我要开专场晚会，特意为我制作了一块大银幕。我的专场晚会在当时引起了县里各方面的强烈反响，深受丘北城区广大观众的欢迎。
最近这几年，我个人还受邀到外地区的华宁、抚仙湖，以及本州的麻栗坡、老山前线等地，参加当地组织的慰问演出。并到昆明、四川成都、巴中、广南、砚山等地进行演出演唱。每次演出都深受当地观众和演出组织者的高度赞扬。我通过走出去到外边演唱，以歌会友，认识了很多能人高手，相互学习切磋技艺，我的歌唱艺术也日益成熟。
受邀在重庆知青活动晚会上演唱几十年来，一年天，我坚持天天唱歌调嗓，这是常人不敢想象的。即便是国家专业演唱人员也不一定有我的这种恒心毅力，但我做到了。由于我的持续刻苦努力，可唱的歌曲越来越多，现在我不看歌谱也能唱出多首歌，其中三分之二是红歌。同时，我的唱功不断提升，音色更加优美悦耳。在演唱过程中，我的感情真实动人，语言形象准确，技法运用自如，声音浑厚饱满。
很多退休的音乐工作者和老年朋友，包括年轻人，听了我的歌后，都会被我的雄壮歌声和不服老的精神所感动，很愿意同我合作和在一块玩。他们说，和我在一起，每天都心情愉悦，充满活力，永远感到年轻，是一种美好的人生享受。我成了大家心目中的“不老歌手”和“精神楷模”。
我现在虽然年龄已接近80岁，但唱歌是我毕生最崇高的理想和追求，只要我的身体良好，我会不停地唱下去，把歌声和快乐带给更多的人。
四、温暖人间的爱心使者
我从小心地善良，喜欢助人为乐。至今为自己熟悉的人或陌生人所做的好事不计其数。
上小学时，同村的石柱成爷爷腿脚有残疾，在路上只要望见他脚一跛一跛的很吃力地挑马草等物品时，我都会接过他的担子，帮他挑回家中。
记得有一次放学后，我上山挑柴回家，半路上望见官寨街上的五保户——裹着小脚的许奶奶，正在拣牛粪（生产队上分给的任务），并已经拣得两挑左右堆在地上。我便对她说，这里离家有二、三里，你脚不方便，你守着我这挑柴，我回去拿谷箩来帮你挑。结果我来回挑了两次，将她拣的牛粪全挑回去，然后再去挑自己的柴回家。从此以后许奶奶走到哪里就将此事讲到哪里，尽说我的好话。
年，官寨粮管所建盖粮仓时，将到山上扛木料（规格为方三四）的任务分到生产队个人。同村的李凤清哥哥在扛木料时因不小心，被木料砸断了脊椎骨，我从山上将其背回家中，又按人家说的医治土方，去买了两支鸡来同草药一起舂细后给他包扎伤口。但他因脊椎骨已断裂，伤势太重，医治无效，两个多月后的一个晚上即去世。他去世的当晚，我点着马灯，满街到处跑去找人来张落其后事。第二天我又到区上找公社党委书记钱金堂反映说，李凤清哥哥是贫下中农，是因公去世，要求区上补助些酒肉给抬棺木的众人吃，区上最后也给予了补助。李凤清棺木抬上山事宜，最终也是由我和他妹婿陶富二人进行操办。
拜访李凤清妻子及其女婿李有华是我们官寨街上第五生产队的贫雇农。年，因家庭十分困难，长期吃不饱，穿不暖，得了黄肿病，脚肿得很粗。我去看他时，没有被子盖，就用大麻袋裁开两个洞套在身上当被子盖。我随即叫上时任生产队指导员的赵贵明，一起到区上找到民政助理员反映说，李有华是贫雇农，家庭十分困难，无吃无穿，被子都没有盖的，麻烦区上的同志去看一看，给予解决一些困难。结果他们去看了，也给予解决了一些困难。但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脚一直肿得很粗。听说用猪大肠、肚子、泡肺炖药吃可治疗他的病，我就去挑柴卖。那时我年轻，还未结婚，一挑斤的柴可卖得1角5分钱，我一共挑了十几挑柴去卖，卖得的钱全部用来买上述猪内脏给他炖药吃，虽然不知这一治疗方法有多大作用，但后来他的病也慢慢好了，他一直很感激我做的这事。
事隔几十年，我经商以后，知道李有华家仍很困难，买不起化肥。于是，我就到乡农科站同卖化肥的工作人员商量，叫他们每年拿两包化肥，外加元的农药给李有华家，到年底由我来跟他们结账。为照顾他家，我安排做的这个事情，一直持续了好几年。
王小定原籍是上海人，解放前国民党抓壮丁时，逃难来到官寨居住，是一个理发师。年他搬来地主家的老房子和我住一个院子，不久就双目失眠，生活无法自理。在我离开家到外地打工之前，我每天从河里挑水给他用，挑柴给他烧，相处得很好，就象一家人一样。有一次我挑柴卖，买得一些水果糖来给他吃，他说：“少龙（我的小名）我不爱吃糖，我爱吃肥肉。在国民党部队当兵时，我曾经吃完过一盆肥肉的。”我听他这一说，知道他其实很想吃肉，因身体很需要，于是我就去挑了几挑柴卖，用卖柴钱买了两斤肥肉来给他煮吃。我对他的好，有时我做梦都会觉得他会为我解梦。
年，我们官寨街上李继光的两个妹子嫁到弥勒县的普乐村，家中的公婆和村中的一些妇女公开指责姐妹俩会“放五海”、“撒烂药”（“五海”、“烂药”均为巫术名称），最后导致该村的很多妇女及群众将她们拉到大庭广众面前，用大粪灌到她们的嘴中，真是令人发指！姐妹二人在当地受到不公的对待，被虐待得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手划脚。李继光跟我讲了这些后，我怒火冲冠，想不到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竟然还会发生这样的事。
官寨王李是一家人，我当即组织家门族类一班人马十多个人，到该村要讨一个说法，要为这两个妹子申冤。我记得一起去的有李继荣、李继宗、李继业、王庭苹等人，我们从官寨走路到普乐有多里路，途中的吃喝问题由我个人负责承担。来到这个村，我们把恶劣的人员及村上大部分人找来，叫拿大粪来灌在姐妹二人嘴中的人把她们所说的“五海”、“烂药”交出来，把有关证据交出来。我严厉对他们讲：“现在是新社会，在共产党领导下，你们还敢这样胡作非为，今天必须有个交待。”这些当事人及两个公婆最后当众认罪认罚，当晚这个村杀了十多只鸡，热情招待我们，我们每人吃了一个鸡头，一次就把作恶的人教乖了，从此之后谁也不敢再欺负这两个妹子了。
年，我在南盘江林业局搞副业时，有一天我搭一辆大拖车，坐在驾驶内准备去三林场。车行至补党时，我望见一个壮族老奶奶挑着一担芭蕉芋片，看着很吃力。我对驾驶员说带他一下吧？驾驶员说，臭烘烘的，不带。我说你不带就停车让我下去。我随后下车走到老奶奶跟前，用壮语同她讲，你年纪大了，这里离雨则街还远，等你挑到街子都散了。然后我就一直帮她挑到街上。当时供销社的王保在收购芭蕉芋片，很多人都在排队，我跟王保打招呼说明情况，他同意先将老人家的芭蕉芋片收掉。老人家卖了芭蕉芋片后，拿了一张酒票和三角钱给我（当时三角钱可买两大碗卷粉吃），以表示感谢，但我不要，老奶奶用三角钱去买了一大抱香，当街烧香为我祈祷，拜四角天地。
年，我带着王兴昌（秧革村人）、杨智平（下禹王村的退伍军人）等4人，到南盘江林业局三林场以稿工段搞副业，主要活计是为工段盖房子。离工段不远的一个山坡上，有一个叫团坡村的住着十来户苗族同胞。有一天，几个苗族同胞用竹子做成的一幅滑杆，抬着一个70多岁的苗族老妈妈到以稿工段卫生室医治。当时值班的姓尉女医生是上海人，苗族老妈妈病痛得大叫，抬她来的几个儿子，苦苦哀求医生给他们的妈妈打一针吊针，但医生说，我们工段的医务室只对内不对外，只医工人，不医农民。
看到这一情况我很是同情这家苗族人，我并不认识他们，但为了说服这个我熟悉的医生帮助治疗病人，我编了一个故事来哄医生。我说，尉医生这个病人是我的干妈，看在我的面上你要把她医好。医生说你是壮族，她是苗族，哪来的干妈？她的卫生条件太差、又脏又臭，我不医。在我的耐心劝说下，尉医生终于同意医治。我又将我的被子、垫单抱来给这个苗族老妈妈在打针时睡着用，到中午吃饭时，我用自己的饭菜票打饭菜来给他们几个人吃，所需的医药费也是我为他们买单。由于这个苗族老妈妈没有打过针，没有抗药性，所以从早上的十一点钟打针到下午四点钟就打好了。她可以拄着拐棍自己走回家，临走时，一家人对我讲了很多感谢不尽的好话。
年，和我同一家族的李先哥哥（王李是一家），在文山州汽车运输公司十三团当修理工。因他本人生性愚钝，单位领导看不起他，不分给他住宿床位。我得知后直接跑到十三团跟他们的领导讲情，结果领导分给他一个住宿床位。由于当时李先哥哥工资低，家里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母亲，家庭困难，他向我提出要借元钱，用以解决家庭的一些困难，我二话不说就借给他了。由于困难，他多年一直还不起这笔钱，到年48户家族人祭祖时，我在饭局上讲:“大家要听党的话，不能搞违法乱纪的事，特别是不能做拐卖妇女的事，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互相帮忙。我在这里宣布，李先哥哥原来跟我借的元钱，不用还给我了，从此一笔勾销。”祭祖期间，我买了一条大牛来杀，还买了一些烟和酒、肉等食品，48户人共吃了三天，所需费用和开支全部由我一个人承担。
后来，李先哥哥从单位上自动离职回家。一次因家庭琐事，他同老婆吵架后，想不通就吃药自尽了。当时，他家里十分困难，还有一个90多岁的老母亲。我只好去信用社从自己存折中取出一万元钱为李先哥哥办丧事。其中，购买棺材花了元，其余的钱用于购买新鲜牛肉、猪肉、酒水、蔬菜等，做给抬棺木的众人吃。丧事办完之后我又到区上反映，将李先哥哥的老母亲和他妻子转成五保户，由政府定期给予照顾。
官寨街上的金才保（僰人），平常和我关系较好，由于长时间吹锁呐，喝酒较多，引起了肝硬化、腹水，肚子肿胀得很大。年的一天，我从昆明回来在坝心碰巧遇到他。他掀开衣服给我看了肿得很大的肚子，对我说：“兄弟，我的病是不会好了，我要先走了，我走了以后你要经常去家里开导我那几个娃娃，叫他们好好做人，好好过日子，我只信得过你一个人”。
我随即用手去摸他硬邦邦的肚子，并对他说：“大哥，不要着急，也许我能救你的命。我拿元钱给你，你去丘北县城找冯学智医生帮你医，他能医好你这个病。”金才保说：“我长子阿贵结婚时你就拿了元钱给我们了，你都说不要我们还了，哪里还好意思要你的钱？”我对他说，治病要紧，不要讲这些，接着便领他到王志华的望江楼，用一张纸写了一个字条给他。字条是这样写的：冯医生，金才保是僰人，我和他一无亲，二无戚，我处于人道，这微薄的元钱是我拿给他的，希望你看在我俩的份上把他医好。结果金才保在冯医生那里医了一段时间，把病医好了。冯医生嘱咐他，今后不能再喝酒了。这样金才保的病医好后又活了二十年。
金才保的病医好后，事隔多年，其次子的媳妇上山找猪草，不小心跌了一跤，由于她怀有身孕，造成大流血。我头天刚从昆明回来还在休息，金才保又拄着一只拐棍来找我说:“兄弟，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次子媳妇大流血现躺在堂屋中，家中一分钱都没有，还要跟你借0元钱去治疗”。结果我拿了1元钱给他，并告诉他其中元钱拿给儿子媳妇买点补品吃，不要他还了，0元钱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事隔若干年后，金才保家一直很困难无法还，我长期在昆明忙我的事不在家，金才保拿了5个小猪给我妻子养，当时的价值元左右，如果我在家，我也不会要他的这5个小猪。
同金才保的姑娘讲起往事我在文山歌舞团工作初期，月工资只有28元，逢年过节回家，我对本村的人施舍也不少。例如，原当国民党兵逃难来官寨定居的四川人——五保户林德成，每次回官寨，我遇着他都会拿钱给他。有一次遇着李友能，他说老大你回来啦，大头（指他儿子）一文钱都不给我，要过年了，一分酒钱都没有。我顺手拿了15元钱给他。还有李灿光和他的老母亲、王庭文的老母亲等人，我都先后给过他们钱。值得一提的是：吴树华向我讲起了一件事，他母亲病重期间，一次突然问他：“我儿子少龙（本人小名）给回来了，我要见他一面，我活不得了”。事后我请假回去，遇到吴树华，他抱着我一面哭一面说，妈妈临终前，在我面前称你为儿子，跟我说了上述的话，你对我们一家的好，她一直念着，她已把你当作自己的儿子了。我听后也很感动。
有一次回到丘北城后我去街上买洋芋（土豆），看到高枧槽村子的一个十四五岁壮族小姑娘，挑了二十来斤的洋芋来卖。我问她多少钱一斤，她说要3元钱一斤，并说：爷爷我认得你应，你是壮族，你跟我买完了，我要读书，我爹不给我读，我要卖洋芋拿钱去读书。听了她的话，洋芋我全部要完，3元钱一斤的洋芋钱照付，另外又给她元钱，并交待她，你回去跟你爹说，官寨的那个王爷爷说了，一定要给你去读书才行，姑娘比儿子值钱，你一定要把这句话带给你爹。姑娘当场说了很多感激我的话，但至今我也不知她后来是否读成书。
年革勒村公所乍尾村的赵凡胜，跟我借0元钱去开煤矿，隔了一段时间他又找到我，说不够，还需借了元，最后总共借给他8元。事隔八年之久，他一直没有还钱，我就带上他的借条领着派出所所长彭建勋到他家中要账。一进他家大门望见他的家庭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匹价值40至50元的小毛驴。我对赵凡胜说：“你做人不地道，有钱钱交待，无钱话交待，借钱这么多年你照面都不打一下。望你还这8元钱，你是还不起了，你多年来一直不闻不问，现在我当着彭所长的面直接宣布，这笔欠款不要你还了。”并当场撕毁了他的借条。
年，龙平光同志在官寨乡当乡长期间，准备筹集资金修缮官寨街上的街道，并向机关五所、学校和社会各界发出倡议书，要求大家为修建家乡的街道积极集资捐款。乡长龙平光到我家中动员我说：“大哥，你带个头捐二三千元，起一个带头作用。”我立即答复说：“我捐一万元，为家乡建没贡献一分力量，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捐款的名单在公德碑上贴出后，官寨小学的一个女教师嫉妒我说：“王志凯是想当官，想入党，所以去银行贷款来捐资。”她讲的真是狼心狗肺的话。
年，我去西安做生意，从四川成都火车站上车，同车的一对年轻夫妇只买得站票，没有坐位，他的年轻女子身怀有孕立站在我身边，肚子挺得很大，站着很吃力。看到这种情况，我主动将我的位子让给她坐，她一直坐到西安站，而我在她旁边整整站了一天一夜，脚站得又泡又肿。下车时男子跪下去摸着我的脚说：“老师你姓什么?”我说姓王，他一边摸着我的脚一边哽咽着说，谢谢你了王老师等许多感恩的话。我做了一件常人难以做到的事。
年时，我所在生产队的一位妇女叫王德李，是个盲人，属五保户，长期生活困难，有时油盐都买不起吃。虽然和她同一家族的人很多，但谁都不愿照管，我想照顾她一下，又怕她族内的人说闲话。在一个街子天，我找到官寨街上卖猪肉的王建福说，等一下你砍七八斤肉，多买些盐巴、味精拿去给王德李娘，钱合多少我拿给你，你拿去给她时就说“这是政府照顾你的”。王建福笑着回话:“哪样政府照顾的，明明是王政府照顾的！”
大概是在年，和我同一个生产队的李国庭家房子被火烧掉，由于原来老房子的地基比较窄，牛马进不去，要到外边找地基另盖。我有一块自留地，在官寨电站工作的张汝文，曾经想以2.5万元的价格向我买，但我没卖，后来又提出加价0元，我也没卖。我将这块自留地无偿的送给李国庭叔叔盖房子。遗憾的是房子尚未盖好，李国庭叔叔就病逝了，然后我又买了一口棺材无偿的送给他家作为李国庭叔叔的棺木，以此来表示我对他的悼念。
年的一天，官寨街上赵兴昌大哥家的牛、马、骡子，被人撬门全部偷走，报案后，官寨派出所和本村广大村民寻找得很紧，作案人弃牛逃跑。虽然作案人没抓到，案子未破，但牛、马、骡子已找回，我非常高兴。平常赵兴昌大哥跟我关系较好，为了感谢派出所和参与找牛的乡亲，我无偿的拉了一只大约有多斤重的大山羊，并买了5尺红布挂在羊角上，拉到赵兴昌大哥家杀了慰劳大家。
拜访赵兴昌大哥年的一天，官寨街上的赵鹏（汉族)，领着他家的一个亲戚来跟我借了元钱。后来经我多方调查了解，他的家庭十分困难，我也就不要他还这笔钱了。
年，我和妻子去罗平旅游。从罗平乘大巴返回师宗县城途中，有一位97岁的老太太在路上候车。师傅停车后，我下车将老人扶上车，将自己的位子让给她坐，并拿车费钱给驾驶员。驾驶员见状对我说，我也要学你做好人，这个老人的车费钱我就不要了。在车上我对老人家问寒问暖，老人对我说：“我是吃斋的，无儿无女，是五保户，要过年了，家里什么都没有，我要到师宗县民政局要一点钱来过年”。听到这里，我从又口袋拿出元钱给她。
到师宗县城下车后，我俩口子牵着她的手在街上打出租车。叫到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年轻小伙子，车费要3元。我拿3元钱给司机，并交待他一定要把人拉到民政局。老人急忙对司机说：“我这里有3元零钱，你不要拿这个老板的钱了，他刚才还拿了元钱给我呢。”开车的小伙子听到后，不好意思地说：“过去学雷锋是在书本上学，今天我终于见着活雷锋了，我不缺钱，这3元钱我也不要了。我父亲是房地产老板，我读书不行，我父亲买一辆出租车给我开，今天碰到你这个好人，我要向你学习。”我说：“你学我要做到两点，65岁以上老人坐车不收钱，跛脚瞎子残疾人坐车不要钱，你是否做得到？”小伙子说：“做得到，你放心，我一定把老人送到民政局。”老人要上车时，用拐棍指指天，又指指地，为我祈祷说：“我今年97岁了，也可以说是百岁老人了。像你这样的好人，出门老天会保佑你一生平安的。”
年，我从师宗坐班车到者黑的途中，上来一位60多岁的男老人，背着一背香椿，上车时没有座位，我把我的座位让给他坐。我问他到那里，老人说，今天是者黑街，我要背香椿去卖，准备买几斤玉麦种子回去栽。我看到他的香椿很老，怕卖不出去，误了买玉麦种，于是我拿了50元给他，叫他拿去买玉麦种。问他够不够，他说够了，他很感激我，并问我是那里人，姓什么。我说我姓王，在丘北。他说待明年香椿发牙时，我背一背香椿来丘北找你。我说丘北很远，你来了也找不着我。
年，我在老家官寨盖房子，原来说好是包工不供吃，但在建盖房子时，我看到民工们很辛苦，我心里过意不去，还是供他们吃饭，工钱不扣。街子天我去买菜来煮饭给民工们吃，塘子边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太婆背了十四五斤的带皮干红豆来卖。我问多少钱一斤，她说要三元钱一斤，我说给还能少一点，我全部要完。她很亲切地说：“你不要争了，你是一个老板，我认得你有钱呢，我是一个五保户，还领着两个孙男孙女，靠我养。”听到这里，我从口袋中拿出元给她，并按十五斤支付红豆款45元。这个老太太回家后逢人便讲发生的事，全村人都知道这件事。事情已过去了十多年，有一次他们村过重阳节，我受邀到该村演出，有老年人拉着我的手讲述当年我拿元钱给这个老太婆的事。
年，官寨的一个街子天，我在街上遇到离官寨三华里的银河村壮族哑巴“以席”（男性，有50多岁）。平常我也曾多次资助过他很多钱财，看着他很瘦，我将他领到王志华的望江楼，准备买5把面条给他，再买4、5斤肉给他。他指手划脚，意思是他有病，背不动肉，吃不下去，他要病死了。然后我将他领到官寨卫生院看病，并拿了一万元钱作抵押，并对医生说：你们把这个哑巴医好，一万元以内我负责医，如果超过了我也没有办法。结果医了七八天，只花了多元他就医好病了。出院时医生又开了些药给他拿回去，但哑巴不识字，药怎么吃也认不得。我将这些药交给该村党小组长陶发仁，叫他教哑巴如何吃药。事隔半年，该村的亲戚陶富叫我去他家过六月二十四，这个村因恰逢节日有人卖猪肉，我又买了4斤猪肉提去给这个哑巴。当时有人对说我，象你这样有名声的老板，还会和这样的哑巴打交道。我说：“哑巴不会害人，不照顾这些人去照顾哪个。”医院医好病后，又活了十六七年才去世。
年春节前夕，医院对门的菜市场买菜，看到一个近40岁左右的男人在卖莲藕，有两个苗族老太太在称莲藕，一个看上去很老，约90多岁，另一个估计近70岁。她们称好莲藕准备付钱时，卖莲藕的人说:“你们母女二人都是五保户，这点钱我不要你们的了，我不能收，做点好事，献一点阴公。”听了他讲的话，我仔细看了母女俩，觉得她们真是可怜。
我看到旁边不远处，有一个30多岁的妇女在卖猪肉，于是我将她们母女二人领到肉摊前，叫卖猪肉的妹子砍七八斤肉给娘母俩。卖肉的妹子说：“砍二三斤得了嘛，大哥。”我说：“你就按我说的做，就砍七八斤。”我付了肉钱，摸摸口袋还有钱就掏出来，总共有元全给了两位苗族老人。还交待她们说:“明早上10点钟你们再到这个地方，我再去取元钱来给你们回去过年。”我的这些行为深深的感动了卖肉的妹子。她对我说:“大哥，我认得你的，你媳妇是回族，你手不摸猪肉。”然后她用塑料袋套自己的手后同我握手，并说：“天底下竟然还有你这样的好人！”
第二天我又取了元钱拿到东门市场，按照原来的约定，将钱拿给两位苗族女老人，但至今我也不知道她们姓什么，是哪里人。
年，丘北县城附近的阿拐村有一个70多岁的壮族老奶奶，每街都背一些山茶来卖，穿得很破烂，我看着很可怜，并问她家中有些什么人。她说：“有一个儿子，儿子媳妇，但对我不孝顺，国家每月给我的几块养老金都被他们抢去了，我一分钱都没有”。我听了很是同情，我对她说：“我是做生意的，现在生意也做不好，我把现仅有的元钱拿给你，等生意做好了，我再多给你一点。”在此后的几年中，不管在哪里相遇到她，我都会拿三两百钱给她，最多时拿给她有元。
以上所述只是我助人为乐事迹中的一部分。我生性善良，助人为乐是我发自内心的一种自觉、一种习惯、一种追求，不图什么回报。
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善良的人，以及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社会需要关爱，爱心温暖人间。正如《爱的奉献》这首歌词所写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我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做好事、善事，也希望这一传统美德能够代代传承和发扬光大。